携程亲子园园长等4人被开除 9日起停业整顿

【上海市妇联:开除园长等4人,亲子园9日起停业整顿】上海市妇联刚刚回应,对这起伤害儿童的恶劣事件“强烈谴责”。园方已开除了包括园长在内的4位相关人员,9日起亲子园停业整顿。上海市妇联表示,作为主管部门,将对亲子园受托管理机构《现代家庭》杂志社严肃处理。(记者曹玲娟)

【携程亲子园被曝老师打孩子喂芥末 涉事人员已被控制】近日,携程亲子园被爆出虐童事件。视频显示,老师将孩子推撞到桌角,给孩子强喂不明食物,有家长指出是芥末。家长情绪激动,打了涉事老师,反灌其芥末,老师下跪道歉。携程回应称亲子园为委托第三方管理。目前涉事人员已被解雇,警方介入。

英媒关注天津作协设“白莲花奖”:专门讽刺抄袭者

参考消息网11月9日报道英媒称,对文学作品抄袭现象的失望使得中国的一个作家组织设立一个奖项,借此批评最无耻的抄袭行为。

据泰晤士报网站11月7日报道,天津作家协会说,这是一个讽刺性的奖项,旨在突出努力进行原创的作者付出的辛劳,同时提醒读者应抵制那些大量抄袭他人作品的作者。

报道称,随着在线支付阅读市场的繁荣,抄袭问题越发突出。

报道援引天津作协副主席李彬的说法表示:“设置这一奖项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原创者的辛苦,从而自觉抵制抄袭、洗稿的作品。”

妈妈南下广州寻亲走失24年 6名子女悬赏百万寻找

  孙学奇开着车,带着大幅寻人启事,在广州火车站寻找线索。受访者供图

  子女们制作的寻找母亲的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重回妈妈走失之地,心一阵阵的痛,做儿女的多么盼望与你团聚啊,妈妈你在哪里?”11月2日,站在广州火车站,55岁的孙学奇在朋友圈写道。

  孙学奇随身带着一张寻人启事,上面写着:尧菊梅,现年79岁,湖北省崇阳县人,身高1.55米,圆脸,脸上有少量白麻斑,右眼靠近眼角处有块结疤痕印,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

  尧菊梅是孙学奇的母亲。1993年,南下广州寻亲的尧菊梅在广州火车站走失,此后24年间,尧菊梅的6个子女从未放弃过寻找。征集线索的赏金,也从20万涨至100万元。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家人已经有心理准备,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

  被骗往广州后在火车站走失

  尧菊梅的走失过程,充满戏剧性。

  1938年,尧菊梅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育有6名子女。崇阳县地处鄂南山区,改革开放后,不少乡里子弟前往广东打工,尧菊梅的小儿子也在其列。时年18岁的小儿子与村里人一道南下广州,在一家企业工作。

  新京报记者从尧菊梅家人处获悉,1993年初,同镇邻村一名年轻人告诉尧菊梅,她的小儿子“在广州过得很苦”。这名年轻人称,尧菊梅的幼子“睡在山洞里,没有吃的,还被警察抓了”。听到这一消息,一向心疼子女的尧菊梅坐不住了,便决定“去广州看看”。

  尧菊梅大半辈子生活在山区,没有办理过身份证,于是借来邻居的身份证,借钱购买去往广州的车票。怕子女反对,尧菊梅只与老伴打了声招呼,揣着300元现金,便与那位“传话”的年轻人出发了。

  两人到达广州,见到幼子,情况却大相径庭。尧菊梅的幼子虽然工作辛苦,但也算有吃有喝。追问之下才知道,这名同乡年轻人企图通过编造一个故事,骗尧菊梅一笔前往广州打工的路费,但是没想到尧菊梅执意跟来,这才露馅。知道真相后,尧菊梅的幼子非常生气,由于工作自顾不暇,刚好有一名老乡要回家,便将母亲托付给这位老乡,让两人一起返乡。

  这是不识字的尧菊梅第一次出远门,与同行老乡到达广州火车站后,老乡进站买票,让尧菊梅在站外等候。

  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站,每天都是人潮涌动,购票窗口也是大排长龙。等到老乡买好票时,已经过去3个小时。此时,站前广场依然是摩肩接踵,但原本应站在售票处外的尧菊梅,却不见踪影。

  尧菊梅的二儿子孙学奇告诉新京报记者,母亲走失时,几个子女已经在外成家。上世纪90年代初的湖北农村,通讯非常落后。那位同行的老乡寻找未果后回乡,再将尧菊梅走失的消息以电报的形式,发送给尧菊梅的子女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子女寻亲当地早已家喻户晓

  接到母亲走失的消息后,尧菊梅的长女、女婿即赶往广州。与此同时,孙学奇和大哥也前来寻找。孙学奇的三弟章方良,此时正在美国准备博士毕业论文,听说此事后,也立即与学校请假,回国寻亲。

  兄弟几人在广州碰头,合计了一下,租下几辆自行车,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广州城内搜寻。此外,他们还通过警方寻找母亲所携带身份证的使用信息。孙学奇回忆,一边是不断地碰壁,一边是想起母亲可能在外受苦,几个兄弟姐妹,几乎全程含着泪寻亲。

  四十多天寻找下来,结果令人沮丧。无奈之下,章方良只能返回美国,孙学奇说,弟弟是“哭着走的”。

  在孙学奇记忆中,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识大体。尽管家中贫困,尧菊梅却倾尽所有支持子女读书,自己则又是务农,又是饲养家畜,辛劳一生。“冬天没有穿过棉袄,从来都是几件单衣穿在一起,就为了省点布给孩子做衣服。”生活中的尧菊梅,一直是能省则省,却将大量的粮票和布票,寄给在外上学的子女。离家前,尧菊梅还一直在田里劳作。

  直到尧菊梅走失后,家人打算印制寻人启事时才发现,尧菊梅一辈子只拍过一次照片,还是儿子出国留学前的全家合影。于是,这张从合影上截下,放大后不是很清晰的头像照片,自此贴在了广州的大街小巷。新京报记者从湖北崇阳县天城镇新塘岭村委会获悉,尧菊梅的6名子女寻亲24年一事,在当地早已家喻户晓,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有效信息。

  在尧菊梅的培养下,6名子女中,有3人读了大学。其中,三儿子章方良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读研,随后进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任教。之后考入美国杜克大学读博。

  “本文献给我的母亲——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却倾其所有,把我培养成了博士。”章方良在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写道。

  寻亲24年悬赏金额升至百万

  今年10月22日,孙学奇驾车离开湖北,再次踏上南下寻亲之路。每到一地,孙学奇会停下车,将印有母亲照片的大幅寻亲牌放在车旁,并用扩音器播送寻人信息。

  从1993年至今的24年间,为了找到母亲,尧菊梅的子女们,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方法。最初的一年,尧菊梅的几个子女将母亲的照片和信息,以信件的形式发给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份各地沿途派出所,总计发下2000多封;随后,家人在武汉和广州的车站张贴近万份寻人启事。

  孙学奇介绍,由于担心母亲可能会通过广东到湖北的107国道徒步回乡,孙学奇甚至在2001年搬家到广州,一边开货车谋生,一边沿路寻找母亲下落,前后6年。那些年,孙学奇的足迹遍布广东各地,每经过一个地方,除了到派出所查询失踪人口资料,发放寻人启事外,还会去电视台投放寻亲广告。此外,孙学奇的儿子到广州读大学后,还曾带着同学在街头派发寻人启事。

  章方良毕业回国后,与人合伙创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经济状况有了改善。2009年,家人在寻人启事上写下20万元的悬赏,到今年,这一金额已经上升到100万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百万悬赏并未直接在寻人启事中注明。孙学奇介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曾因寻人启事标注悬赏金额,导致被骗子盯上。“前后被骗过很多次,有一次一伙人直接坐着车来要钱。”

  2013年,尧菊梅的丈夫去世。孙学奇说,从此之后,找到母亲的下落,即是全家的愿望,也是老父亲的遗愿。

  孙学奇介绍,这次的广东寻亲,自己平时吃睡都在车里,不仅沿着乡镇街道散发寻亲信息,还去了精神病院和广州市殡仪馆,“母亲如果健在,今年也79岁了,家里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论结果怎么样,都希望能知道母亲的下落。”孙学奇说,即便母亲已经去世,也要“将骨灰带回家”。

多头借贷乱象:有人以贷养贷一年借30多个平台

“一个客户跑到一两个地方借钱,对他是有利的;可是他跑到五六个地方借钱就不利,因为可能有一天,他不能还。”11月4日,陆金所联席董事长兼CEO计葵生公开表示,他比较担心现金贷的问题是多头借贷。

多头借贷指同一借贷人在2家或者2家以上的金融机构提出借贷需求的行为。一般来说,当借贷人出现了多头借贷的情况,说明该借贷人资金需求出现了较大困难,有理由怀疑其还款能力。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大多数现金贷平台及数据征信公司并不会让别人共享自己的数据,因此借贷者在多个平台重复借贷,以贷养贷的行为并不少见。有统计显示,有大约56.5%的现金贷借贷者申请过2次或2次以上贷款,其中49.4%的借贷者是在不同机构申请的。

借贷者为何能够轻松实现多头借贷,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与现金贷平台的高收益及风控成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堪称“暴利”的现金贷平台来说,投入成本降低坏账,不如用在大量获取用户上面。此外,征信数据的不统一,信息的不对称也加大了现金贷平台进行风控的难度。

多头借贷一年欠16万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头借贷往往始于借款人的“以贷还贷”。统计发现,大约50%的借贷者曾向2家或2家以上的机构申请过借款。

王博(化名)是来自广西南宁的一名大学生,2016年9月考入广西一所大学。入校不久,王博通过名校贷借款3000元购买了一部相机,还款期限为3个月,王博向介绍贷款的中介提供了自己的学生证复印件、学信网登录账号和密码、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家人及老师同学的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

三个月后,打算按约还款的王博被平台告知需要还款9000元,对方称,3000元借款是扣除了中介费、手续费、调查费等相关费用后结余的,王博实际借款为六千多元,叠加三个月的利息及本金为九千元。此时,王博已经无法联系到之前推荐借款的中介。

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王博不得不接受了催收方的要求,去其他平台借钱来偿还借款。

“在需要还第一笔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打工、做家教能够偿还,没有跟家人沟通。但是借款逾期后,催债的电话、短信接踵而至。对方声称已经找到学校,要抓住我”。王博说,“后来催收方逼迫我去其他平台借钱,来偿还他们的债务。”

“刚开始以贷还贷的时候,也想过求助家里,但害怕父母责骂。”王博说,在欠债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时候,他只能选择继续在新的平台借款。到后来,王博向家人求助时,债务的规模已经无法控制。

在王博家人眼里,19岁的王博性格较为活跃,但对父母有抵触、逆反心理。据他们介绍,王博在“速速借”共借款37次,欠款78400元,此外,他还在钱宝、任我花一年、借钱快、贷上钱等32个平台借款8.6万多元。

王博家人称,在偿还了约13万元现金贷平台借款后,目前仍有十几家平台,通过电话、短信形式向王博及其家人催债。

与王博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19岁的大学生童浩(化名),在上大学后不久,童浩通过现金贷平台借款1万多元,与女朋友去韩国旅游,随后因无力偿还,又向多个平台借贷用于还钱,2个月时间,欠款迅速累计至3万元。

除了“连环贷”缠身的借贷者之外,新京报记者还联系到了一位网名“锤子”的职业借贷者。

锤子两年前因为赌博,接触网络借贷,后来越滚越大,如今外部欠款近40万。在经历了与催收人员斗殴,断绝与朋友联系,更换工作、居住地点后,“锤子”表示,他不会给借贷机构还款,还会继续借下去。

因为已经成为现金贷机构的“黑户”,“锤子”想要借新钱越来越难。他称,现在主要依靠新平台借款。

百融金服于2017年7月发布的一份《2017年现金贷行业分析报告》显示,大约56.5%的借贷者申请现金贷次数达到或超过了2次,其中申请2-5次的客户占比最高,达到36.7%;申请多次借款的群体中,在多家机构申请借款的人数占比达49.4%,在1家机构申请多次借款的客户仅占7.2%。

“借款人本来自制力不强,造成这些想借很多钱的借款人,在一个时段把很多借款平台全部借了一遍。”91征信创始人薛本川告诉新京报记者。

另据媒体援引现金贷平台经营者观点称,对于本身没有还款能力的贷款人,在催收时诱导用户拆东补西,也是造成多头借贷的一个重要原因。催收者利用借款人对于多头借贷认识的不足,诱导借款人借旧换新,以完成自身业绩。

征信缺失致平台“蒙眼狂奔”

在业内人士看来,征信数据的缺失是平台难以预防多头借贷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在平台有意愿的情况下,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可以得到区分。

“预防方面,平台会接入很多数据公司,或者根据借款人提供的情况,来判断借款人到底负债有多高,这是常见做法,但不是每个平台都这么做。”薛本川表示。

“央行的征信体系,可以避免借款人超出自己偿还能力的借贷行为发生。”中智诚征信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砢表示,例如,某借款人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借款,借贷信息会汇总到人行征信中心,根据借款人共债情况,人行征信中心的征信报告可以判断其总的风险敞口,当其借了多家银行、达到总额上限时,商业银行会看到相关提示信息,就不会再给这个借款人贷款。而目前在人行征信体系外,不用说现金贷,就是整个互金,都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征信体系存在。

“关于现金贷多头借贷的问题,现在是没有形成统一的征信数据库,大家不能通过数据的沟通解决多头借贷的问题。”汉能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贾裕泉表示,监管、政府应该去打造这一公共平台,来解决多头借贷的问题。“在这部分问题能够解决、风控能力能够保证的情况下,应该让更多资金进入市场,而不是限制发展,造成现在的供应不足、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致使用户获取的价格非常高。”

在贾裕泉看来,大数据时代和后续能够延续的长期借贷行为下,还款能力是可以被区分出的,只是发放贷款的平台愿不愿意做区分。“在没有充分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平台是没有动力下降的,按道理来说,对真正守信的人,应该能够把利率降下来,降到合理水平。”

薛本川认为,目前信息共享在推进上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推进这件事的主体可能需要政府,市场机构也要不断强化运营、强化品牌,做得非常吃力,做好征信数据共通是个挺长期的活,但是是避免多头借贷压垮行业最直接的方式。”

利润覆盖坏账风险致多数平台“零风控”

另一个让现金贷平台忽略风控的原因在于暴利。在业内人士眼中,当有巨大的利润摆在现金贷平台面前,足以超过坏账带来的风险时,风控对他们而言便是可有可无的状态。

“现金贷的利率算成年化,很多超过100%,100%之内都算是业界良心平台。如果我做风控、把坏账率从40%降到35%,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更多的获客上、拉到一些机构的资金。”某反欺诈技术公司副总裁张元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现金贷们在这其中投入很高人力做事前的风控,已经没有真实意义了。大多数现金贷平台的风控都是在裸奔,零风控的不在少数,即使有风控也是在讲故事。”

今年3月,有媒体曾援引一家现金贷平台CEO的话称,“我们不关心风控,只要坏账率低于50%,我们就可以盈利。”该CEO称,行业普遍的坏账率在20%以上,但依然暴利。

据新华社报道,现金贷平台“钱站”APP的一款“先花钱”产品显示,一笔57天期的1000元借款,虽然利息只要1.05元,但还要收取信息认证费、风控服务费等总共96.95元,实际到账金额仅为903.05元。这样算下来,综合借贷年利率高达505%。

此外,“钱站”上一款“现金侠”的产品,逾期1天要收取滞纳金20元,也就是说一笔1000元的借款,只要逾期50天还款金额就要翻倍。

除了暴利的驱使,还有赌徒的侥幸心理。

“没有任何一家现金贷平台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但没有一家会相信这个风险最终落在自己头上,每家平台都在击鼓传花。所有人在做任何事时,都会考虑投入产出比。这行儿的利润非常大。很多人会想,只要在这行里干一段时间,自己的利润就出来了,哪怕后面‘盘子’砸了,但前面本儿已经赚回来了,后面就算有损失,也是净利润而已。”张元说。

在张元看来,“零风控”存在的道理很简单,“就像一个赌红眼的赌徒,现在还运气特别好,每次都能赢到一万块,那他就不会在乎每次拿出一百元给人当小费。如果每天只能赢20、30元,他一定会把账算仔细点,把各种漏洞堵得严一些。”

国内某大数据公司战略合作与合规总监陈威则并不完全赞同“零风控”的看法,现金贷也并非完全没有风控,“比如通过短信内容确定你的额度和逾期情况,只是我们借款端感觉是没有风控的,另外,按照他们现在的投入产出比,风控更多体现为电话催收,所以变相成为了零风控。”

五星级酒店不换床单”续:北京将检查所有五星级酒店

[摘要]记者查阅相关管理条例发现,《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旅店业卫生标准》也规定,被套、枕套(巾)、床单等卧具应一客一换,长住旅客的床上卧具至少一周一换。星级宾馆还应执行星级宾馆有关床上用品更换规定。

新京报讯 (记者戴轩 李明 沙璐 实习生刘名洋)近日,北京W酒店、三里屯洲际酒店等5家五星级酒店被曝存在未彻底更换床品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记者昨日从北京市卫生和计生监督所了解到,昨天一早,卫生监督部门已介入此事,对5家被曝光的酒店展开调查,本周内,北京所有五星级酒店都将迎来检查。

卫生监督部门对涉事酒店展开检查

9月4日,微信公众号“蓝莓评测”发布文章称,其工作人员先后入住北京W酒店、北京三里屯洲际酒店、北京希尔顿酒店、北京JW万豪酒店以及北京香格里拉饭店5家五星级酒店,通过特制的隐形印章在床上和马桶、浴缸、杯子等处做记号,但第二天发现,他们留在房间内的记号还在,这意味着客人退房后酒店未彻底更换床品,其中3家酒店床单、枕套都没换。此外,5家酒店均未清洁浴缸,部分酒店马桶圈、漱口杯等未彻底清洁。

该事件曝光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表示担忧,相关视频被大量转发。针对上述酒店不落实卫生管理要求的情况,昨日上午,北京市卫生和计生监督所组织相关区卫生计生监督所,对5家五星级酒店展开监督检查。北京市旅游委也在其官方微博中回应称,已经关注到网络上对此5家酒店不换床单不擦马桶的报道,高度重视,已经开始约谈报道中涉及的5家酒店,了解核实情况。

部分酒店启动内部调查

昨日下午,记者先后与5家酒店取得联系。对于酒店客房的卫生问题,酒店工作人员均表示,酒店对卫生有严格要求,被单、马桶等用具都会在客人退房后更换、清洁。对于网帖中提及的问题,北京希尔顿酒店和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表示“已开始调查”。

北京希尔顿酒店公关部人员告诉记者,酒店客房的床单、被罩、洗漱杯都是每客一换,马桶、浴缸每天会清洗打扫。“针对网帖反映的情况,目前正在调查,相关调查进展会及时发布。”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公关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酒店方面已经关注到上述网帖内容,“目前酒店已开始内部调查和客房卫生检测工作。”

昨晚,北京市卫生和计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卫生监督部门对5家酒店的内部管理进行检查,发现大部分管理良好,个别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工作人员对相关项目进行了采样,目前已经送到有检测资质的单位,结果出来后会及时公布。

管理条例明确要求“一客一换”

记者查阅相关管理条例发现,《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旅店业卫生标准》也规定,被套、枕套(巾)、床单等卧具应一客一换,长住旅客的床上卧具至少一周一换。星级宾馆还应执行星级宾馆有关床上用品更换规定。

5家五星级酒店被曝光,引发网友对其他酒店卫生情况的关注。早在9月3日上述视频刚刚发布之初,北京市卫生和计生监督所已经同步公布今年夏季对全市691家快捷酒店的检查结果,其中46家卫生不合格,35家被罚款,并对35家不合格酒店负责人进行了集中约谈,要求其加强管理。

昨日,北京市卫生和计生监督所进一步表示,北京各区卫生计生监督所将在本周内对辖区五星级酒店进行再检查,督促落实卫生管理措施,如发现违法行为,将严肃查处。

男子杀死班花女友逃亡15年 资产千万不敢买房

因感情纠葛,男子在校园内将女友杀害后逃亡。近日,公安雁塔分局破获一起15年前的杀人案,嫌疑人被抓时已娶妻生子,开了一家资产上千万的公司。

“班花”惨死操场边

其男友是重大嫌疑人

2002年10月7日,西安城南一所大学发生一起凶杀案。一男子在车里杀害女友后,将车开到附近小区后逃跑。小区保安见小区道路上一辆轿车停了很长时间,过去查看,发现车里的女孩已死亡。

警方调查发现,案发现场并不在该小区,而是在被害女孩杨某(案发时23岁)就读学校的操场边。作案车辆是租的,租车的孙某是死者杨某的男朋友,案发后不知去向。民警调查发现,案发前孙某、杨某正在闹分手,种种迹象表明孙某(案发时25岁)有重大作案嫌疑。

据当年在该高校读大二的王女士称,国庆假期后,她刚回到学校就听说了这件事,被杀女孩杨某当时上大三,是北京人,据说还是他们班的“班花”。

案发后,民警在孙某住处、工作地点等均未发现其踪迹,朋友和家人也不知道他去哪了。案情陷入僵持之中。

给警方写信承认行凶

嫌疑人称会考虑自首

案发约一周后,和孙某一起开网吧的合伙人给警方送来了孙某寄来的一封信。

孙某在信中称,杨某是他杀的,当时他骗了舍友的驾照租了一辆车去找杨某,因杨某提出要分手,他一时激动将杨某杀害。信中还交代了他与朋友合伙开的网吧的股份问题,并委托合伙人将信转交给警方,表示处理完手里的事情后会考虑自首。

信是从成都寄来的,警方立即赶往成都抓捕孙某,但未能在成都找到孙某踪迹。

逃亡多年资产上千万

洗白身份并娶妻生子

今年8月,警方通过多种技术分析,比对出一名名为杨某的男子可能就是孙某,但他人在深圳。

8月29日,公安雁塔分局安排抓捕小组到深圳对孙某进行抓捕。到深圳后,民警发现,化名为杨某的孙某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民警在其公司附近部署抓捕时,在孙某公司楼下的一间便利店里恰巧碰到他,当场实施了抓捕。

参与抓捕的民警表示,对着疑犯喊孙某时,他瞬间脸色苍白。民警问,他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吗?他说,人是他杀的。

据孙某交代,当年作案后,他将作案车辆停到小区后便去了火车站。坐火车到成都后,考虑到作案车辆是借舍友的驾照租的,担心会连累舍友,便写信澄清了事实。当时他确实考虑过自首,但因害怕法律制裁选择继续逃亡。

办案民警表示,孙某寄完信后便离开了成都,先后辗转青岛、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打工、做生意。2006年,孙某通过朋友在云南红河洗白了身份,改名杨某。2012年,孙某到达深圳后,做电子产品生意,现在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资产已达上千万。另外,孙某在青岛打工期间认识一名女孩,随后两人结婚并生了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3岁),妻子不知道他曾经杀过人。

有钱了不敢买房

15年未与家里父母联系

办案民警称,孙某这些年一直是租房子住,因担心民警抓捕,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以各种理由骗妻子换房子住。他在深圳做生意期间,还会经常变更公司的地址。

据了解,孙某是江苏邳州人,他18岁时父母包办婚姻给其娶了媳妇但没有领结婚证,结婚后两人还有一个孩子。由于对于这次婚姻不满,孙某到西安上大学,毕业后在学校旁边与朋友合伙开了一间网吧。在经营网吧期间,认识了杨某并恋爱了一年多时间。案发后,孙某改名换姓,一直都没有与父母联系,他在老家的妻子也已改嫁。

昨日,华商报记者在公安雁塔分局刑侦大队询问室见到了孙某。孙某说,当年案发前,女友杨某要和他分手,他怀疑杨某已另寻新欢,因此发生争吵,他一时激动将杨某杀害。逃亡的这些年,他一直心有不安,即便有钱了也不敢买房,找工作也都是临时的,就害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是杀人犯。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改了名字,也结婚生了孩子,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的过去,他本以为能好好生活下去,没想到还是被抓了。

孙某说,他后悔当年一时冲动做下错事,他想提醒现在的年轻人遇到事情要理智。

目前,因涉嫌故意杀人,孙某被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华商报记者 张成龙 摄影 邓小卫

男子幼年遭拐长大成百万富翁 27年后与母亲相认痛哭

幼年遭拐长大后成百万富翁

人生起伏始终不忘找家人 一条回家路他走了27年

悲欢离合人生起落,没有什么能阻挡黄世红对团圆的向往。出生在湖北利川市文斗乡一个闭塞山村,自幼家贫的黄世红6岁那年被人拐至河南。在山西闯荡积累了百万身家,又遭家庭变故负债累累,但他振作精神从头再来。黄世红33年的人生也堪称跌宕起伏。但无论身处何地境遇哪般,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生母和哥哥。近日,黄世红赶赴重庆石柱,终于见到了生母李明素。那一刻,母子相拥泪如泉涌。这条回家路,他走了27年终于抵达。

6岁在亲戚家遭拐卖

鄂西南边陲的利川市文斗乡青龙村向阳坪,隔郁江与重庆市石柱县毗邻,山高路远,林密人稀。

1984年,黄世红就出生在这里的一户普通人家,在他尚未出生时,父母就离婚了。由于妈妈还带着大他3岁的哥哥,不得已,在他6岁那年,妈妈李明素将他托付给了亲戚抚养。但是不久,李明素收到亲戚的消息,说孩子丢了。

多年后,黄世红告诉记者,他相信自己是遭遇了拐卖,至于是在哪里被谁拐卖了,他现在也不愿再去深究,时间冲淡了一切,他选择原谅。

黄世红对家开始有清晰的概念,是在河南省安阳市的一户人家——养父母膝下无子,对他百般疼爱,他感受到了父母的爱,家庭的温暖。即便是这样,回家的念头一直埋在幼小的心灵中。

从身家百万到负债累累

苦难磨砺出坚强的个性,黄世红很小就离开养父母,到山西运城打工,凭着吃苦的劲头很快站稳脚。2004年,20岁的黄世红结婚,初为人父后靠手里的3000块钱创业,6年连续开了7家影楼,到2008年身家已过百万。但也就在那年,由于扩张太快市场没跟上,一夜之间背负220万元外债。雪上加霜的是,妻子爱上了别的男人,他一度浑浑噩噩度日。

离婚后,黄世红去北京打工,当保安、做摄影师。此后又来到郑州拍儿童照、帮人设计,晚上还出去当代驾司机。一年半后,他与3名合伙人创办企划管理公司,到2016年陆续还清了债务。

去年,黄世红开始自学软件开发,现在项目框架基础已经搭建完成,投资人也陆续跟进。生活事业历经坎坷,但他从未放弃寻亲的念头。

志愿者帮忙寻亲成功

今年5月22日,重庆“宝贝回家”志愿者“寒冬温暖”(网名)接到为黄世红寻亲的任务。

沟通后,“寒冬温暖”根据黄世红提供的地名、人名发出寻亲帖。石柱县志愿者“满天星”(网名)刚好是石柱县洗新乡万寿村的驻村扶贫干部,利用下乡走访贫困户的机会,向当地村民谈起黄世红寻亲的事。让人兴奋的是,有村民知道李明素的情况,而这个李明素,与黄世红提供的妈妈名字是一致的。原来,李明素此时已经再婚,从利川来到相邻的石柱县生活。

志愿者立刻安排双方采集血样,最后提交给公安机关进行DNA检验。让人激动的是,两天后DNA检验机构传来血样比对成功的好消息。

8月29日上午,在志愿者的陪同下,黄世红赶赴重庆石柱县。一路上,黄世红望着车外,不时掩面而泣。石柱县玉音广场,妈妈李明素等亲人手捧鲜花,已经望眼欲穿。当日下午,黄世红走过来,在众人热烈的掌声中,他和母亲、哥哥等深深抱在一起,任凭激动与幸福的泪水流淌……

这几天,黄世红一直在石柱陪着妈妈。河南养父母那边,他暂时还没有告诉这个消息,“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不能刺激他们,他们养育了我,今后一样要对他们尽孝。”

李文星事件涉事公司发文澄清:曾被他人恶意冒充

本报讯(记者 雷若彤)本报曾于8月10日刊登名为《网信办约谈李文星事件涉事网站》的报道,其中提到,“李文星所应聘的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已从BOSS直聘网站下架,平台上也已经看不到这家公司的招聘信息。”经北京青年报记者核实,北京科蓝软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已于8月4日在公司官网上刊登澄清声明,声明中表示:文中提到的在“BOSS 直聘”上给受害学生李文星发入职聘用书的招聘方 “北京科蓝”系他人恶意冒充。公司里并没有李文星案件涉及到的“人事部薛婷婷”和“人事行政部王文鹏”两名员工

国考报名多个职位千里挑一 400余职位仍“零报名”

中新网北京11月7日电 今天,2018年度国考报名进入第9天,为期10天的报名即将结束。根据相关机构统计,截至今天12时,本次招录报名总人数已超110万,通过审查人数也在90万以上。此外,根据官方汇总的数据,目前仍有400余职位处于“零报名”状态。

多个职位超千人竞争 400余职位仍无人报考

为期10天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目前已经进入第9天,报名将在8日下午18时结束。

据华图教育的统计数据,截至7日中午12时,本次国考报名总数人已达119万,通过报名审核人数也超过了90万。

据统计,截至7日12时,本次国考报名中,已有8个职位的竞争程度超过1000:1,竞争比最高的职位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国际合作部联络处“主任科员及以下”,竞争比已达1708:1.

竞争程度在第二位的是隶属河北省气象局的张家口市宣化区气象局“防灾减灾科科员”一职,竞争程比为1409:1。

除此之外,8个“千人选一”的岗位中,有3个来自国税系统,分别为湖北省国税局武汉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科员(一)”职位,湖北省国税局武汉市汉阳区国家税务局“科员(七)”职位,以及上海市国税局长宁区国家税务局“基层分局科员”职位。

有专家分析,每年国考报名,竞争程度较大的岗位往往都是因为相关条件设置比较宽泛,限制门槛相对较低的职位,比如学历只限本科及以上,专业和工作经历等没有要求等。

距离报名结束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7日再度发布“特别提示”,汇总报名较少的职位信息。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汇总数据,截至7日10时,报名资格审查通过人数与招录人数之比小于3:1的职位仍有1982个,这其中,有426个职位依旧无人通过报名审查,处于“零报名”状态。

报名“遇冷”职位有啥特点?

每年国考报名,职位竞争“冷热不均”的现象几乎都会出现。相对于热门职位,这些在报名中“遇冷”甚至“无人问津”的职位往往是报名门槛较高,对报名者的学历、学位、专业和相关工作经历等要求相对较多、条件较高,也有一些职位处于基层或者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艰苦边远地区。

上述426个“零报名”的职位中,有些职位虽然招录人数不少,但是至今无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

例如,隶属于中国民航空中警察总队系统的“三支队五十一中队科员”,这一职位计划招录2人,专业指定为公安学类且仅限本科。此外,职位要求报名者为中共党员、大学生村官以及两年基层工作经验。

再如,隶属长江海事局的岳阳海事局“海事处科员(二)”一职,计划招录5人,但是至今无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

这一职位要求报名者的专业为海事管理,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在政治面貌、基层工作最低年限、服务基层项目工作经历等方面都没有限制。

不过这一职位的简介为“基层一线海事执法,需经常上船工作,按国家规定发放工资待遇”,备注一项中,这一职位明确录用后签订5年期服务协议,服从调配,此外,工作地点为城陵矶、临湘、洪湖、华容、监利。(完)

杭州女学员上路练车撞死老人:教练涉罪被捕学员不担责

学车的时候,常听教练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开车小心点,出了事情你们不要紧我是要坐牢的!”一般来说,驾校学员只当一句玩笑话。

日前在杭州临安区某驾校教练江某身上,这句话成为了现实。

澎湃新闻7日从临安区人民检察院获悉,当地一名驾校女学员在教练带领下上路学习驾驶时发生交通意外,导致一名路人死亡,日前该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批准逮捕该名女学员的教练江某。

今年9月16日,江某像往常一样带着学员骆某和陈某上路练车。学员骆某今年40多岁,已通过科目一考试,但科目二考了一次没通过,与同车的陈某是母女关系,当日是骆某第二次上路练车。

9月16日下午2点左右,骆某驾驶教练车行驶至临安区天目山镇某村时,发现前方不远处左侧有一老人正在横过马路,而道路右侧的路边聚集了很多人在办丧事。

据骆某事后回忆,老人过马路时朝教练车看了一眼,她以为老人会让车辆先行,所以没有减速,并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道路右侧的人群上,教练当时也没有踩刹车。

当车辆离老人只有十几米时,骆某才发现老人已走到道路中间,她顿时慌了神,手足无措忘了踩刹车,也没有按喇叭。

这时教练江某才踩下刹车,并拉了一把方向盘,但是为时已晚,老人被撞出六七米远,头部流血倒地不起。3人立即下车查看,江某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陈某也立即打120急救电话。

然而,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被撞老人仍因伤势过重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0条之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对此,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对江某作出了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的决定。而学员骆某无需承担刑事责任